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历经千年积淀，既承载着先人的智慧结晶，又面临着时代变革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成为关乎文化自信与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命题。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践到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从教育体系的革新到国际传播的突破，“两创”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一、理论逻辑：根脉滋养与文化自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本质上是将其内在价值与时代需求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提出的“推陈出新”理念，为传统文化转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既非全盘复古，亦非彻底否定，而是通过辩证扬弃实现价值重构。例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正是将《汉书》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传统话语，注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内核，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范畴。这一转化过程凸显了文化主体性的觉醒：班固笔下的考据精神，经由毛泽东的诠释，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与实践的真理追求。

在当代，这种转化更需注重“精神标识”的提炼。故宫博物院将宫廷元素转化为文创产品，甘肃省博物馆让“马踏飞燕”化身丑萌玩具，皆是通过符号再造激活传统美学的生命力。正如北大报告所指，文化IP的深度开发需突破表层模仿，挖掘“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等核心理念的当代表达，使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形式嫁接，而是通过理论解构与重构，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语境中重获阐释空间。

二、实践路径：机制创新与多维融合

文化转化的实践路径需依托制度保障与跨界协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立为意识形态根本制度，这为“两创”提供了顶层设计框架。具体实践中，三大融合路径尤为关键：其一，科技赋能催生文化新业态。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壁画，《黑神话：悟空》以虚幻引擎再现《西游记》的玄幻世界，证明“科幻+玄幻+传统”的融创模式可突破文化传播的时空边界。其二，教育体系重构文化认知基础。北京师范大学提出的“四梁八柱”启蒙教育框架，强调通过“蒙以养正”“格物致知”等传统教育智慧，构建从幼儿到成人的文化认同培育链。其三，文旅融合激活在地文化资源。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文旅消费超4.35万亿元，“非遗+旅游”“博物馆+夜游”等模式，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体验经济。

这些实践表明，创新性发展需突破单向度传承思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提出重构文化单位性质，借鉴西方非营利机构模式，建立弹性产业集群。这种机制创新，既需政策引导（如文旅部推动的“消费-新业态-就业”联动计划），也需市场驱动，形成、企业、公众协同参与的生态体系。

三、全球视野：文明对话与价值输出

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必须置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维度审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曾感慨：“邓小平强调的‘实事求是’，展现了一种西方不及的智慧。”这种跨文化共鸣揭示，中华文化的当代转化不仅是本土复兴，更需提炼具有普世价值的元素。瑞仕格公司的创新文化培育案例表明，通过“参与度-信心-成果”的良性循环，可构建国际认可的文化创新范式。当前，“低空经济+文旅”“东方美学基因库”等概念的提出，正试图将中国审美范式转化为全球文化产品标准。

在此过程中，需警惕单向输出陷阱。南京大学顾江教授指出，文化产业需克服“鲍莫尔本病”，避免手工艺与工业化生产的对立。故宫文创的成功启示我们：传统纹样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如花西子苗族彩妆系列），既能保持文化基因纯度，又能满足全球消费者的功能需求。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转化逻辑，恰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当代实践。

四、未来图景：挑战应对与方向探索

面对数字时代的文化嬗变，“两创”仍需突破多重瓶颈。技术层面，算力与能源制约着AI文化创作深度，《洛神赋》智能创作器虽已实现风格编码，但情感表达仍显机械；教育层面，乡村文化墙设计虽重拾宗祠符号，却尚未形成系统化传承体系；国际传播中，如何平衡“文化折扣”与本土特色，仍是《黑神话：悟空》等现象级IP亟待解决的难题。

未来发展方向可聚焦三个维度：构建“政策-理论-实践”协同创新机制，将“十四五”文化体制改革与“十五五”规划衔接，完善专项基金效能评估体系；推进“二艾三创”（AI+IP、文创+科创+融创）模式，在元宇宙等新场景中探索文化表达范式；培育“Z世代”文化传承主体，通过非遗市集、跨媒介叙事等手段，让传统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实现代际传递。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既是守护文明根脉的必然选择，更是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从理论自觉到实践创新，从本土深耕到全球辐射，这一过程需要持续的理论突破、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唯有将文化基因转化为时代语汇，方能在世界文明谱系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