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社会的肌理中，民间文化传承人如同活态的文化基因库，承载着民族记忆与集体智慧。正如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栾喜魁所言：“原来光知道刻木版，指望这个混两个钱补贴家用，人家上边来人说我刻的这个木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才知道干的这个事这么要紧。”这一朴素的认知转变，折射出传承人从生计实践到文化自觉的蜕变过程。

学术界普遍认同传承人与非遗项目的共生关系——没有脱离传承人的技艺存续，也没有脱离技艺的传承人主体。以“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为例，其300年的传承史历经王氏、杨氏两大家族，形成封闭的家族传承体系，技艺在血缘纽带中得以完整保存。这种代际传递不仅是技术的沿袭，更蕴含着手工艺、行业禁忌与匠人精神的延续。当前非遗保护工作中“以物寻人”的思维定式，往往导致传承人的主体性被遮蔽。主导的申报体系中，传承人常处于被动接受认定的状态，其个体经验与生存境遇未得到充分重视。

二、传承困境的多维透视

全球化浪潮下，传统民俗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危机。京族独弦琴艺术的研究显示，20世纪80年代尚有百余名传承人，至2020年仅存6位高龄艺人。这种断崖式衰减的背后，是三重矛盾的叠加：

代际断层问题凸显。山东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国家级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青年群体因经济回报低、社会认同弱而流失严重。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体系存在张力。黔南少数民族的傩戏传承依赖口传心授，但标准化学校教育难以容纳其仪式性、情境化的教学特点。文化生态变迁导致技艺生存空间萎缩。北京庙会从明代的国际性商贸集会，退化为以儿童玩具为主的节庆点缀，反映出民俗功能的历史性嬗变。

值得警惕的是行政化保护带来的异化风险。公共民俗学研究者指出，过度依赖主导的“文化节日”打造，可能导致民俗展演沦为程式化的文化标本，失去社区参与的活力。如妙峰山庙会的香会数量从鼎盛期300余档缩减至200档，折射出民间自组织力量的弱化。

三、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

突破传承困境需要构建多元立体的保护体系。教育人类学视角下的京族文化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在许堤口村，木版年画传承人栾占海通过“非遗工坊+学校社团”模式，将刻版技艺分解为15个标准化教学模块，既保持核心技艺的完整，又适应现代教学规律。这种“创造性转化”在韩国河回傩舞案例中同样得到印证——通过引入数字媒体技术，传统傩面制作过程被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年轻受众参与。

技术创新与传播渠道拓展成为破局关键。山东胶东剪纸艺人运用激光雕刻技术实现纹样数字化，在保留传统构图法则的生产效率提升80%。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更催生“非遗网红”现象，00后苏绣传承人通过直播教学，单场观众超10万人次，开辟了技艺传播的新场域。这些实践印证了潘鲁生提出的“传统工艺当代化”理论——在守护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流程、传播方式、应用场景的系统创新。

四、协同共生的社会支持体系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传承生态已成为学界共识。微观层面，家庭教育仍是文化濡化的基础场域。潮汕地区的嵌瓷技艺传承研究显示，76%的学徒来自匠人家族，家族中的责任意识构成技艺延续的情感纽带。中观层面，高校非遗学科建设亟待加强。美国史密森学会推行的“民俗生活节”模式，通过高校与社区共建文化实验室，实现了学术研究与活态传承的深度耦合。

宏观政策设计需注重制度弹性。建议建立传承人分级认证体系，设置“民间传人-工艺大师-国家宝藏”的进阶通道，配套差异化的扶持政策。日本在《文化财保护法》中创设“人间国宝”制度，通过年金补助、税收优惠等组合政策，使90%的传统工艺实现代际传承，此经验值得借鉴。

走向自觉的传承新时代

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工程。从栾氏父子被动纳入保护体系，到独弦琴艺人主动开展数字化传承，折射出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观念跃迁。未来研究应深化两个维度：一是传承人群体的代际差异研究，特别是Z世代传承人的文化认同形成机制；二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如虚拟现实技术是否消解技艺的身体性本质。唯有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保持文化定力，才能让民俗文化真正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活水源头。